何处安放？夹缝中生存的广场舞

傍晚市民在兰州市东方红广场跳广场舞。

6月15日上午9时许，东方红广场上，陈阿姨正带着二三十个人组成的广场舞团和着音乐翩翩起舞。此时，几名城管队员和广场安保过去告诉陈阿姨，20日之前不要再到广场上来跳舞。陈阿姨很快明白，接下来几天是兰州市中考的日子。

对陈阿姨和她的广场舞团队来说，每天去广场跳舞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们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但是，在一些年轻人眼中，广场舞似乎成了“噪音制造”和“空间占用”的代名词。污名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公共生活的矛盾和碰撞。

1非议

5月31日，微博上的两张图片意外走红。一幅是，10年前，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背着书包，眼睁睁看着一群爷爷奶奶辈的人挤爆公交车绝尘而去无助的样子；另一幅是，10年后，当年的小男孩已成了站在篮球场上的小伙子，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群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图片还配了一句话，“总有一些人，即使你变强大了，还是战胜不了。”

没想到，这条充满了调侃意味的微博竟然成了一起公共事件的预言。6月1日，广场舞大爷围怼篮球少年的新闻引起舆论的关注，对备受争议的广场舞来说，就像被人揭开伤疤又撒了一把盐。

一边倒的批评真的刺痛了广场舞大妈们，她们开始对陌生人警觉，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领地。

6月15日上午，当兰州晨报记者试图与在东方红广场跳舞的广场舞爱好者接触时，这些原本欢声笑语的人突然就谨慎了，眼神中透露出几分不信任。

这几年，由于广场舞引发的各类事件层出不穷，2014年，浙江温州一小区因毗邻广场，业主饱受广场舞噪音骚扰，在多次交涉未果后，业委会筹集26万元买来“高音炮”以噪制噪。今年高考前夜，惠州部分广场舞大妈照常跳广场舞，并表示，如果因为高考而不让她们跳舞，是剥夺她们锻炼身体的权利。

种种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城市管理、社会服务体系的讨论与反思。

2流行的广场舞

从城市到农村，“广场舞”在过去几年里“攻城略地”，无往而不胜。在兰州，如果要寻找“广场舞”的源头，东方红广场是绕不开的一个地标。

在兰州市城关区文化馆馆长刘芳的印象中，“广场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逐渐形成了，她记得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愿意去广场跳跳迪斯科，16步、32步一直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广场舞”。

因为工作的缘故，让刘芳开始留意这种“广场舞”。她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由政府文化体育部门合力推出了风靡一时的秧歌舞，现在广场上常见的“功夫扇”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刘芳说，跳“广场舞”的人现在和当年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变成了以退休老同志为主要群体。

老年人为何对“广场舞”情有独钟？66岁的张伯英说：锻炼身体、提高艺术修养，同时还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姐妹。

6月19日，兰州晨报记者电话联系到张伯英时，她刚和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们结束了欧洲6国游在成都转机。张伯英退休前是白塔山公园一名专职摄影师，为数以千计的游客拍过照片，但是却没有交到几个真心诚意的好姐妹。从2000年开始跳“广场舞”，张伯英说这比她一辈子交到的朋友还多。

现在的张伯英已经成了一个二三十人组成的“广场舞”舞团的负责人，在文化馆的支持下，开始接受近乎专业的舞蹈培训，近年编排的舞蹈融合进了很多兰州本土元素，还参加了刚刚结束的兰马赛表演。这一切，让张伯英和她的团队颇感自豪。

李阿姨是2002年在黄河边晨练时认识张伯英的，现在已经是这个团队最早的一批“广场舞”爱好者。李阿姨说，她年轻的时候也爱跳舞，但是那个时候没几个人敢在广场上跳舞，现在退休了跳广场舞算是对年轻时的一个补偿吧。

团队的阿姨们说：“哪个女人不爱美，虽然我们现在老了，但是爱美的心还在。”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王芊霓在其一篇题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的论文中指出，现有家庭关系的变化造成的孤独，促成一些女性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女人们因为被广场舞这种新的团体接纳而获得情感支持，她们也可以更积极地面对家人孩子的迁居、老龄化以及问题婚姻等造成的种种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正在迅猛的到来，而同时我们的一些社会服务体系似乎显得相对滞后。前述的李阿姨说，她曾经试图去老年大学报名学习绘画啊什么的，但是根本就报不上名，人满为患。

在这一现实面前，广场舞必然成为老年人追求健康、稀释孤独、融入社会最直接最便利最廉价的娱乐活动。

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刘芳无法预料到今天的“广场舞”会如此火爆，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

3换位思考

广场舞之所以不受一部分人待见，主要原因是扰民。

在市民李磊的经验里，只要有一片空地，不出意外就会被广场舞占领。李磊住在张掖路附近，如果天气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推婴儿车带着1岁的孩子出来转转。可是，整个张掖路几乎都被广场舞占领了，晚上出来逛街的人只能从两边通行，推着婴儿车确实不方便。

其次，广场舞不分场合，任意占领公共空间也是为人诟病的一个原因。市民王兰讲述了她亲身经历的事情，6月17日下午她带着孩子去五泉山公园玩，由于当天气温较高，公园里到处是纳凉休闲的人。王兰带着孩子往公园深处走，想着八卦台附近一般人会少点，果然那里驻留的游客相对少一些。孩子们围着八卦台戏水，正玩得开心的时候，大概2点多，来了五六个人，年龄五六十岁的样子，他们在八卦台正中铺开了一张塑料台布，将背包等物品堆在上面。

王兰还在想，这几个人坐在八卦台正中这是要喝啤酒聚餐吗？前后10分钟，年纪相仿的一些男女又陆续过来了。当一红衣男子从包里拿出音响设备的时候，王兰明白：这是要在八卦台跳广场舞啊。果然，音乐响起，舞蹈队形就自然而成了，八卦台的游客只得纷纷退避三舍。

有一种声音说，“在露天篮球场跳广场舞就像去舞厅打篮球一样荒唐。”将广场舞者占用公共空间的争议放大。

王芊霓在其《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论文中指出，真正理解关于空间占用的争议，首先要厘清“空间”和“地方”这两个概念。“空间”是物理性的，而“地方”则有社会和文化属性。当“空间”因一些人使用而被赋予意义和价值感，则变成了“地方”。比如在广场舞中，舞蹈爱好者将公共“空间”变成了她们跳舞的“地方”。认清这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广场舞占用空间的争议，实则是关于这些“空间”应该被变成什么样的“地方”，为谁服务的争议，是涉及价值判断的争议。

广场舞屡受指责，奇怪的是很少能够听到来自广场舞者自我辩护的声音。王芊霓在论文中分析称，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当前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主流群体普遍认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是安静而有序的。而广场舞代表的一种热闹聒噪的行为方式显然和他们的期待有所冲突。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现代城市的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都市主流毫无悬念地碾碎了广场舞大妈们微弱的声音。

王芊霓认为，这就难怪因为噪音问题而被泼粪的广场舞大妈不仅没有得到更多同情，反倒被认为“罪有应得”。也许是时候换个角度来看待广场舞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