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丝路】泾川大云寺之千年传奇

【寻迹丝路】

泾川大云寺之千年传奇

泾川，古称泾州，位于丝路要冲、泾河上游，自古便是关中门户。宋朝陶谷评价泾州：“是邦也，压泾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坠。”

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评价泾州：“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之系也。”

由于陇山、关山、秦岭等山脉阻隔，从秦汉始，西部民族进攻长安，很少从天水直入宝鸡，走渭河川一线东取关中，而多从河西、内蒙古、宁夏进入陇东后，以泾州为据点图谋帝都。泾州为长安以西第一要冲，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汉以来直至元代，“恒为重镇”，有“安定”之名，历朝都命重臣镇守。除了军事重镇，泾川更是丝路佛教文化枢纽。

千百年来，佛法东传、西去取经，都要往来跋涉于丝绸之路。泾川作为东越陇山进入陕西的关陇要塞和直入西安的咽喉之地，也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从前秦置雍州，北魏置泾州，至隋唐北宋的安定郡或泾州，一直都是地方最高行政治所和西部军事屯御要地，更是佛教文化东传西去、僧侣往来云集的繁盛交融之地。

隋文帝择泾州建舍利塔，武则天敕泾州建大云寺，足见这座古城对于隋唐帝国的重要意义。

公元706年，唐中宗李显改大云寺为龙兴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泾州龙兴寺瘗埋“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敕建解脱禅院（即水泉寺）。

元明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明孝宗朱祐樘先后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现存碑刻；元元贞元年（1295年）《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碑文载，水泉寺“度门弟子三千有余”。清代《泾川直隶州地理调查表》等文献载，全县共有佛寺、庵153座……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泾川佛教文化的繁荣盛况。

无论是在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开窟禅修，在南石窟寺礼佛造像，还是东去长安弘法、跋涉中原传法、西游天竺取经，众多僧侣纷纷汇聚于此、共襄佛事，无不成就泾川作为丝路佛教文化之都的千秋风华。

舍利，梵语音译，意为骨身或遗骨。相传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在骨灰中发现了许多五彩晶莹、坚如玉石的珠状物，尊称为舍利。提到佛舍利，最为人们熟知的，或许是1987年陕西宝鸡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祖指骨舍利，这也奠定了其在世界佛寺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佛舍利的地方，并非他处，正是位于陕甘交界、泾河流域的甘肃平凉市东部的泾川县。

如果乘车从泾川县城西经过，就会看到泾河北岸耸立的七层唐塔建筑，这就是著名的泾川大云寺。

从1964年到2013年的半个世纪中，在大云寺方圆不到一华里的范围内，3次出土佛舍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全国绝无仅有，世界上也非常少见，泾川因此被誉为“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供养研究中心”。

1964：初现惊世

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村的社员们，正在泾河北岸平田整地。突然，有人惊异发现地里似乎埋着什么东西。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了沉睡千百年的地宫，出土了一个四周刻有缠枝莲纹的长方形青色石函。

石函中间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石函从右边起，刻有一千多字的楷书：“朝散大夫行司马孟诜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当小心翼翼打开石函，令人惊奇的是，石函很像现在的俄罗斯套娃，重重相套。里面有鎏金铜匣1具，内装银椁1具，椁内又有1具金棺，棺里又装有1只晶莹剔透的琉璃瓶，瓶内含豆大的14粒白色晶体，这正是14粒佛舍利，五重套函，可谓精美奇绝。

据铭文和文献记载，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在全国30个州兴建舍利塔，14枚佛祖真身舍利被高僧护送到古泾州（今平凉市泾川县），在大兴国寺兴建舍利塔和地宫，安奉于地宫之中。

唐时，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极为崇敬——《大云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经典，全称《大方等大云经》，介绍了净光天女、黑河女、谷熟诚王之女是菩萨转身做了国王的经变故事。既然佛祖认可女性可以主天下，并写入佛经，那么武则天称帝也就是天经地义的。武则天遂将其颁行天下，以其为自己女身称帝作辩。公元690年，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和诸州各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经布道。

泾州大云寺，正是在隋代大兴国寺原址兴建的皇家寺院，由技艺精湛的工匠择上好材料，专为佛祖舍利打造了精美绝伦的金棺银椁铜匣之器，最后用琉璃瓶盛装，由武则天敕令重新隆重瘗藏，建塔以供。

早在隋唐之时，这些舍利便已是名动天下、光耀四海的国之重宝。

1964年佛祖舍利惊现于世，立即轰动海内外，被称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71年，郭沫若亲自鉴定已经调至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金棺银椁和佛骨舍利，给予高度评价：“舍利石函，贵在石函！”五重套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称：泾州大云寺地宫和舍利石函中的金棺银椁，最早将中国传统棺椁葬制引入佛教文化，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瘗埋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

1969年：再现辉煌

仅仅过了5年，祥瑞再临泾土大地。

1969年冬，几乎在之前发现舍利的原址上，又发现了一个刻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样的长方形石函，石函长67.5厘米，函体正面阴刻楷书铭文104字，落款“大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五月二十三日壬戌”。

函内置大铜函，铜函内盛小鎏金铜函，其内装琉璃瓶，瓶中装有32粒舍利。

据石函铭文介绍，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泾州宝宁寺和尚慧明为佛祖造像时，将佛像和舍利一起供养安奉，以求“合国黎庶俱登正觉”之愿。

2005年3月，苗木基地施工时在发现石函原址上又出土了高1.8米的北周早期立式石雕佛像。佛像的出土和石函铭文记载相符，也印证判定了这批出土的32粒舍利为北周早期，同时将古泾州舍利供养史提前至北周早期。

为了让千年大云寺重现世界，再现佛教文化在泾川的辉煌历史，2007年在古泾州大云寺遗址上，修建了大云寺博物馆，用于承载大云寺佛教文化遗产。这也是目前甘肃境内最大的仿唐风格建筑群。

2013年：世所罕见

2012年12月31日，在复建的大云寺东墙外修路时，发现了两处佛像窖藏。出土上至北魏、下至唐宋，时间跨度近600年，共270余尊佛像。这些佛像造型精美、风格多样，对研究北魏至宋代佛教造像艺术在泾川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2013年1月，在佛像窖藏旁发现了宋代龙兴寺（与隋大兴国寺、唐大云寺一脉相承）地宫1处，第三次出土当时僧人搜集供养的佛牙佛骨和诸佛舍利2000余粒。这也被认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西有敦煌莫高窟，东有泾川大云寺”。

一个地方能发现佛舍利已属罕见，而在泾川县，从1964年到2013年，短短49年间，3次出土佛舍利及佛教文物。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三批舍利的发现地，都在同一区域。

著名学者楼宇烈对此高度评价：“在全国是没有的，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据铭文记载，这次发现的佛舍利埋藏于宋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1000多年前关于这些舍利的又一斑斓画卷徐徐展开。

宋代泾州龙兴寺僧人智明、云江二人为重振寺庙，再兴佛光，便云游化缘，寻访佛骨舍利，安奉寺中让信众瞻礼供养。

据其师父讲述，佛陀灭度后舍利分为八斛四斗，散于各处供养。他们风餐露宿、风尘仆仆，足迹遍布广大村落、城镇和寺庙之间。一路广施善行，接济贫民，举行祈福超度法会，获得了众多信众和百姓的支持。

历经20多年艰辛，智明、云江等僧人迎奉的舍利达到2000多颗，也积获了不少善款。于是他们重修寺院，又兴香火，整个佛寺焕然一新。一天，正在禅修的云江和智明眼前一亮，原来是供养在佛像前宝瓶中的舍利绽放异彩，闪烁着圣洁的光芒。他们顿悟只有将舍利庄严安奉，方可长存人间、万世供养。于是便准备将舍利安奉在寺内曼殊院文殊菩萨殿内，但云江已安然圆寂。

公元1013年农历五月十二，他将舍利分成六份，盛装于不同的琉璃瓶中，将琉璃瓶放入匣中，再把佛骨、佛牙用镇寺缀金袈裟包裹，并请来主理泾州佛事的僧正惠照大师、高僧义英，以及为此事倾尽心血的比丘义演、撰写铭文的义梃、助缘俗家弟子陶知福等僧众，合力将佛骨舍利安奉于地宫之中。

明洪武年间，一场洪水损毁了泾州城。州城之后迁至南岸，原龙兴寺址也变成了耕田。

直到2013年，佛宝舍利横空惊世而现。2013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二），泾川大云寺隆重举行了大云寺落成暨佛舍利安奉法会，大云寺对外开放；2015年8月28日，泾川又一次举行重大仪式，将在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武则天周代大云寺14粒佛祖真身舍利中的4粒，迎回寺中庄严安奉。

千百年来，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蜜多等东来，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西去，东西方高僧行者在这里相互礼拜，在泾水比邻而居。

正如那条凝重流缓的泾河，当年应有着不亚于印度恒河的鼎兴盛况。每当夜临，诵经声随同夜风在河谷间飘散，法相庄严、生生不息……（本文由平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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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茹实

1964年12月，在甘肃省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发现的唐代大云寺塔基地宫，出土了一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组成，大小套置在一起。最外层为石函，高42.5厘米，长50.5厘米，宽49.5厘米。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覆斗顶，顶上正中刻方格，内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阳文隶书。外刻缠枝西番莲纹一周。石函四壁阴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言》，并有参与舍利发现和奉安仪式的职官、僧众提名，共千余字，纪年为“延载元年”（694年）。第二层为铜匣，高12.7厘米，长12.3厘米，宽12.3厘米。形同石函，通体鎏金，錾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十二瓣莲花，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盖与身之间背面安装二个银质合页，正面安装三个花瓣形银扣，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为银椁，高9.3厘米，长7.5厘米，宽5.4厘米。覆瓦式盖，通体錾刻缠枝忍冬纹，两侧各安装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平座一周，空间镶嵌菱形花纹。第四层为金棺，高6厘米，长7.5厘米，宽6厘米。形同银椁，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银椁和金棺下面的垫座及四周贴以五瓣梅为图案的织锦。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金棺内置一玻璃瓶，高2.6厘米。长颈、圆腹、平底、白色透明。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

舍利是指人经火葬后留下的结晶体。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所遗舍利被当时印度的八个国王分取，带回本国造塔供养。119年后，笃信佛教的摩揭陀国王阿育王，在统一了印度半岛的大部分后，为了弘扬佛法，取阿阇世王所藏四升舍利，分盛于84000个宝匣内，并在世界各地建造了84000座宝塔以供之。隋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敕令将所得14粒佛骨舍利送入泾州大兴国寺（今大云寺）地宫供养。武则天时期，伪造载有女人当皇帝故事的佛典《大云经》，并“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处，藏《大云经》，使僧人升高座讲解”。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泾州在隋大兴国寺遗址上建造泾州大云寺，动工之际，发现了隋代供养的舍利。武则天认为是吉兆，遂请人精心打制金棺、银椁、铜匣，以玻璃瓶盛装14粒佛骨舍利，配以石函，藏入地宫，建塔立寺。这套舍利容器，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现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现今发现最早的棺椁式瘗埋舍利的实物资料，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习俗相融合的一个例证。

亲历泾川大云寺地宫出土

宏学经

2017年7月2日早上，时任泾川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郝兰芳邀请泾川一中的老同学十多人参观大云寺。来到地宫原地，触景生情，回想起50多年前，我赶到当时大云寺发现现场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

1964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住在泾川县文化馆，馆址在古时州衙的“马号”处。12月中旬的一天，馆内接到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驻队干部报告：“社员们平田整地时发现一座古墓，请速派人处理。”当时文化馆的张映文老师在馆内，他立刻赶往贾家庄生产队。当晚，大家就听说发现了宝贝。

第二天，我跟随张映文和其他老师前往贾家庄古墓帮忙。大云寺旧址位于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前临泾水，后依山岭。在耕种的农田里高出一个土冢，方圆有30多平方米，土冢上面杂草丛生，顶部大小瓦砾小石堆积。我们到达时，土冢下的甬道塌陷，地宫门显露在外，石门已开。我第一次看见这座地宫时，它基本上是完好的，能清楚地看到地宫的结构造型及内置。土冢下是地宫，坐北向南，离地平面约7米，一条甬道南北走向，宽约1.5米，长约3米，深约4米。斜坡已经被挖开，直通地宫门，甬道两侧砖砌面，原有彩色绘画，经过千年风化侵蚀，剥落殆尽，有各种颜色混杂的绘画碎屑掉在甬道角落。甬道南面有上下台阶数层，通往地面，下至地宫。

地宫门由四块大理石组合，门顶半圆形，约1米，门楣精雕飞天，门两侧立两根柱石，约1.5米高，两根柱石正面雕大力士、花枝陪衬等。门槛石条是长形，阴刻缠枝西番莲花纹，地宫门前以一块大石板封口，石板宽约1米，高约1.6米，人工加工过，大石板面有不平整的小凿痕迹。当时大石板已经被搬在旁边，我弯腰钻进了地宫，身高1.8米的我，仅能在地宫里伸直腰。

当时，在地宫内发现的舍利石函置放在进门正中三层供台最上面，供台一层比一层小，台顶和石函大小一致，供台是用青砖平砌起来的。

地宫造型美观，质地坚固，为正方形，地宫内部拱顶高约2.1米，长宽各约1.8米。墙面灰砖平砌，用砖考究，砖与砖精磨，砌工精湛，白灰缝隙，严丝合缝。砖块上下右左排列组合，错落间隙匀细有序。地宫是拱顶，草帽形，“帽顶”凸起，形似太阳的小方圆，拱顶砖工精美。我刚进入地宫就看到，从拱顶吊下絮絮连连植物根系，悬浮在空中。地宫地面铺方灰砖，盖土半寸厚，土上覆盖了一层黑红色“薄毯”，松软，轻巧，有弹性。捏土松软轻柔，如捏到糌粑，绵软细腻，贴手又像绸缎光滑。鼻闻没气味，舌舔绵土，带有极小微粒。

随后，地宫中发现的文物全部运回了文化馆，张映文老师嘱咐我，一定要认真无误地把石函、宫门4块石的尺寸量准确后报送给他。这之后，有关大云寺出土的文章所用石器数据是由我一手取得的。张映文、肖逢民老师和我查阅大量史料有一月之久。

时至今日，这段珍贵的记忆仍历历在目。近60年过去了，我一直思考，进入地宫时，地宫打开已经快一个昼夜，为什么还有雾气缠绕？应该与地宫绵土以及覆盖的那层黑红“地毯”有关？而后又问过多位专家教授，得到的答案推测是：地宫内的绵土是人工蒸熟加化学物质，目的是为了防虫防潮防水防植物生根侵蚀石函。可惜，这些粉末状物质本身的重大秘密，与我们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