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坦克”承载着浓浓的父爱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老式自行车风靡城乡的时代，试想，一阵清脆的车铃声飘过，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载着心爱的姑娘疾驰而过，那画面简直拉风得不要不要。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托上海当干部的亲戚弄了张车票，从商场扛回一辆二八大杠、漆黑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稍得空闲，母亲便挽起袖管，拿一块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逢年过节，父亲的车笼头前挂着一尾大鮰鱼，后座驮着面粉、水果，乃至还运过上百斤的大米。

直到后来我出生，父亲特意在三脚架上为我做了一个三面围栏的“宝宝椅”，车头成了我的“专座”，那个眉目如画、清秀可人的小孩曾引来无数路人驻足停留，父亲心里美滋滋的。

父亲经常骑车带我去城北郊区看绿皮火车轰隆隆开过，我双手抓着车前档，时不时顽皮得用头顶着他的下颌，父亲能一心两用，一边不停地给我细数苏州八大城门的故事，每一条街巷的典故出处，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避过路上数不清的车辆行人和坑坑洼洼。两个车轮从金门、盘门、相门、娄门、胥门、阊门……一座座厚实的城楼下穿梭而过，给我印象颇为深刻的莫过于胥门，那里曾是阖闾大城之父伍子胥悬挂头颅（另一说是悬挂眼珠）的地方，他毕生为王事尽忠，却遭奸佞所害，被迫自裁前，悲愤地嘱咐：“我死后，把我的眼珠挖出来挂在城头上，我要看着越国的军队从这里打进来！”每听至此，我都不由得握紧小拳头，眼眶里噙满了泪花。

到了夜间，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曲折幽暗的弄堂里回响起来，我们一家三口刚从母亲的工厂浴室洗完澡出来，父亲载着我们母女，前座是我，后座是母亲，现在回想起来，颇似鹊桥相会时牛郎挑着的扁担，一头是儿子，另一头是女儿。直到某一天，父亲骑着骑着，说：“哎呦，你挡着我，看不见前面了！”于是，父亲在自行车后座接了一块结实的木板，我从前座搬到了后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自此，父亲跨着自行车，后面坐着睡眼惺忪的我，背心上背着一个大书包，开始了十二年的“求学征程”：狂风暴雨下，父亲骑着自行车穿破雨幕疾驰，雨太大，他就推着车，在雨中艰难行走，走着走着，眼前渐渐朦胧一片；炙日炎炎中，父亲单车驮着我上补习班，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父亲自幼身子骨就虚，天生高血压，我怕他中暑，拿出随身所带的矿泉水硬逼着他喝，他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大半瓶，才目送他离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看得我鼻子一阵阵发酸；冰天雪地里，父亲佝偻着背，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吱嘎吱嘎”踩着踏板，眉毛胡子一片白，他却自嘲是“圣诞老人”。可无论天气如何恶劣，父亲都会坚持按时把我送到目的地，从未有过迟到。这样的一幕幕埋在我脑海深处，车座上，承载着的正是天底下所有父亲对子女那沉甸甸的希翼。

我去参加高考的三天，父亲坚持要用他那辆已经不再年轻的自行车送我去考点，我着实拗不过他，一路上，我看到我的同窗同学，他们的父亲或经商或为政，开着私家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摸着父亲的背，不觉吟哦出：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到了考场门口，我故作淡定地笑道：爸，回去吧，没事的！快到教室门口，一扭头，却发现父亲推着自行车站在一个角落里探长脖子、心神不宁地张望，和那破旧的“老伙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冲他挥挥手，做了一个胜利的V字手势。他紧张看着我，半张着口，似乎有什么要嘱咐，他的背有点佝偻，灼灼日光侵蚀着他原本就不高大的身躯。

待我大学毕业，踏上了工作岗位，我以为我和自行车后面的座位诀别了，有一天，突然发起高烧，请不了假，只能抱病上班，可单位地处一条冷僻的街巷里，没有直达公交，于是，病恹恹的我再次坐到了车后座，父亲推着我，我看到那若隐若现的白发，手臂上暴露突起的青筋，愈发明显深刻的皱纹。

后来，父亲退休了，即便外出也多用老年卡乘坐公交，他的“老伙计”蜷缩在车库角落里，就像一个糟老头，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车库不大，母亲老嫌它占地方，多次劝父亲处理掉，可父亲却始终笑而不语。我看着锈迹斑斑的车身，仿佛日渐衰老父亲脸上的皱纹，这位忠诚的“老伙计”，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载着我们全家人风里来雨里去整整三十多个春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生病，夜半发起热来，父亲推着它送我去医院，月华如水，静静铺洒在父亲那并不伟岸的身上，天上的星星冲着我们不停地眨眼，倘若没有星光和月光，父亲就推着自行车在暗黑中一路艰难的摸索……

时代在前进，交通工具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奔驰、宝马、路虎……高档车层出不穷，但我最为惦念的还是那辆与我几乎同龄的“老坦克”，至今，它仍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母亲坐在后面，我坐在前面，父亲把车轮子蹬得飞快，那时的父亲正值盛年，老坦克亦青春年少，他们这一对好兄弟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在我内心深处，父亲的那辆“老坦克”最坚固、最宝贵、也最为永久。

□申功晶

责任编辑：王旭伟

来源： 兰州日报